在广东省雷州市企水镇沙某洋，后某村与中某村虽存在多年口头土地说法分歧，但案涉宅基地本身权属清晰无争议。2021 年爆发的建房民生纠纷，起因是因风俗习惯相关说法引发的阻止施工，且属地政府的处置方式引发争议，将土地权属问题作为主要处置依据，反映出基层在矛盾定性、执法标准及诉求回应等方面存在难点。村民周某森因成家分户、住房紧缺，经村组合法审批获批宅基地，其母周某芬动工建房后，遭对方以封建迷信为由恶意阻拦。当地相关部门混淆矛盾性质，以土地争议为由搁置处置，最终对在建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。此后，周某森虽历经十余次信访、八次向纪检部门反映情况，相关问题至今未得到妥善解决。
一、数十年界权未定 历史遗留矛盾引发后续纠纷
本案纠纷被定性为土地权属纠纷，实际上案涉宅基地权属清晰、并无争议。当事人持有1953年合法土地权属凭证，且该地块前方同属相关村落的房屋已完成确权登记，地块权属边界明确、有据可依。两村早年界线分歧长期处于“口头约定、各执一词”的模糊状态，并不涉及本案建房地块，不应作为相关处置工作的依据。
事实上，两村界权并非无据可查。当事人提交的材料显示，1953年的土地权属凭证、1966年镇村干部共同划定的村界笔录及当年埋设的界桩记号，均能佐证历史界线的走向；2012年、2019年，村委会两次邀请镇国土部门工作人员复核界线，多名村干部亦签字确认，但始终未能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裁定，导致历史依据未能发挥定纷止争的作用。
属地政府的处置逻辑存在不一致、处置动机引发疑问。2024年6月，该镇向上级政府请示，以“两村均为集体单位、本级无权处理”为由提请立案；仅四个月后，该镇又自行出台调处意见，以AC线段为依据重新划定两村居民点界线，强制要求执行。前后矛盾的处置批复，并非单纯流程问题，而是借用界线争议掩盖纠纷。本次冲突根源并非土地权属问题，而是涉及风俗习惯相关说法。建房地块距离相关民俗建筑约600米，且无证据表明存在实际影响。该镇对相关诉求的处理引发争议，且受村内人员关联等人情因素影响，将土地权属争议作为执法依据，最终让有住房需求的普通村民承担了相应后果。
二、村民住房需求获村组同意 建房过程陷入程序与现实困境
村民周某森拥有独立户口，已成家育子，因家庭人口增多、分户后无固定住所，每年返乡只能入住酒店，属于典型的农村住房刚需群体。2020年2月，周某森以“住宅困难、成家立业”为由，向所在村民小组申请宅基地，经村集体及经济合作社讨论同意，获批119平方米建房用地，四至清晰，符合村组规划与宅基地分配原则。
2021年4月，周某森母亲周某芬在获批地块动工建房，随即遭到中某村部分村民的恶意阻拦。对方不顾客观土地情况，以风俗习惯相关说法为由阻挠施工，提出“建房越界”的相关异议，多次干扰施工，对建房现场造成影响。周某森明确表示，案涉宅基地隶属于后某村集体，权属清晰、前方本村房屋已确权，从未逾越中某村界线，且建房地块距离对方庙宇约600米，未对周边环境造成实质影响，对方阻拦无任何合法、合理依据。同时，该恶意干扰行为始终未得到基层组织的制止，属地部门未对阻止施工行为予以制止。
从民生实际来看，其住房刚需真实迫切，村组审批程序合规，基层政府在明知存在界权争议的情况下，既未主动指导群众完善法定手续，也未提前介入化解矛盾，导致群众陷入“住房需求合理、建设手续不全”的现实困境，合法安居诉求长期未能落实。
三、基层治理前后不一 执法方式与维权困境形成鲜明对比
面对这场交织历史遗留、民生刚需、程序瑕疵的复杂纠纷，属地镇政府的处置方式存在明显不足，导致矛盾未能缓解。
2021年8月，该镇向周某芬下达《责令停工通知》，要求待界线纠纷解决、手续完备后方可动工。此后数年，镇相关部门多次口头要求停工，并三次现场送达《责令停工改正通知书》，但始终未牵头解决界权争议，也未引导群众完善合法报建手续，全程处于“只叫停、未解决”的状态。
2025年5月至6月，属地政府在了解纠纷情况及土地权属状况的基础上，回避封建迷信冲突根源，以土地争议、手续瑕疵为由，连续下发三份拆除相关通知书，以“未经批准、擅自抢建”为由，责令三日内自行拆除，逾期将采取强制措施，最终对在建房屋实施了拆除。从矛盾性质的认定、权属的争议，到封建迷信诉求、人情关联处置，再到后续的拆除行为，基层政府的履职过程逻辑存在不一致之处，与执法为民、保障民生的理念存在差距。
更让周某森感到无助的是，维权渠道未能发挥应有作用。为维护权益，他先后十余次信访、八次向相关监察部门举报，反映相关部门不当关联等问题，但相关问题至今未得到妥善解决。合法诉求无人受理、民生困境无人解决，普通村民在基层治理中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。
四、安居是民生底线 基层治理须回归为民本位
宅基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，住房保障是最基础的民生底线。雷州市企水镇这起纠纷，表面上是一起普通的违建拆除案件，实则反映出基层治理能力与民生保障责任落实上的不足，周某森一家的遭遇，正是治理短板下群众权益受损的缩影。
长期以来，权属争议未能有效化解，将历史包袱转嫁给群众；群众合理刚需未得到充分保障，将手续瑕疵作为执法的唯一依据；信访举报未能得到及时回应，导致群众诉求长期悬置。这种“重管理、轻服务，重结果、轻根源，重权力、轻民生”的倾向，不仅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，也影响了基层政府的公信力，削弱了干群之间的互信基础。
乡村治理的核心，在于守住民生底线、化解矛盾根源、保障合法权益。为此，恳请属地政府正视历史遗留问题，联合上级自然资源部门，依法依规公开公正划定两村权属界线；为周某森这类住房刚需群众开辟便捷的报建通道，指导其完善相关手续，避免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；对其十余次信访、八次举报逐一核查并及时回应，给群众一个明确的交代。
安居方能乐业，公正才有公信。希望当地政府切实扛起属地责任，将群众安居问题摆在重要位置，以务实举措破解纠纷困局，让无房村民早日住上安心房，推动基层治理回归“为民、便民、安民”的本质，用法治与温度守护农民的基本生活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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